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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新民:兰考的历史真相

    焦裕禄离开我们五十年了。在纪念这位新中国的模范人物的时候,又有机会看到了几家报刊上披露的历史真相。

     

      有家南方的报刊及时刊登了一篇文章,介绍了一本关于焦裕禄的书,据说是一位非常了解焦裕禄的人写的。在肯定焦裕禄的品格精神的同时,也披露了那时报道中的拔高之处。最后一段是这样的:

     

      “焦裕禄的悲剧”

     

      焦裕禄是个英雄,是个革命英雄,仔细思索,他又是一个悲剧英雄。他主观上把全部身心献给兰考人民,为他们谋求幸福,然而,他有生之年没有让人民获得幸福。他曾说:'我就不信水涝盐碱得不到治理。'但他生前,他的梦想没有实现。

     

      焦裕禄逝世后15年,兰考县委书记刁文说:'焦裕禄一心为人民,把他累死了,可兰考并未翻身。我们没有老焦那样的精神、能力,(却)让兰考扔了要饭棍。关键是路线、政策,是包产到户联产承包责任制。这是合乎生产力发展的体制。可见,没有好的合民心民意的体制,再有焦裕禄拼命也不行啊!'

     

      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体制和僵硬的集体经济体制下,无法改变农民贫困的命运。”

     

      看完这篇,在一家京城出版的“以史为鉴”的期刊七月号上,又看到了一篇关于兰考的文章。据说文章的作者对焦裕禄的接班人张钦礼和兰考的发展史是十分了解的。文章披露了兰考的黄金时代是1971年至1976年。创造这个黄金时代的主要领头人是张钦礼。文章写道:

     

      “文革中,张钦礼三次遭难时,周恩来总理三次解救他,也没能改变他的命运。河南省委曾给中央一份报告,提出保护兰考、林县两个典型。毛主席在此报告上批示:'同意'。

     

      张钦礼在信阳挂个虚职,由押送他的几个人日夜监管。在监管人员中,有一名是省公安厅副厅长。为了使张钦礼不与外界接触,又把他送到深山里一个叫灵山寺的古庙里。张钦礼在大别山被软禁了五百四十多天,直到1971年9月13日林彪摔死。周总理于同年10月7日再次指示河南军区负责人,在三天内把张钦礼和领导修建红旗渠的林县县委书记杨贵送到北京。

     

      总理想把杨贵、张钦礼留在中央工作,刘建勋说,两个典型总得给河南留一个吧。如果张钦礼当时留在中央,就是另一种命运了,因为杨贵在北京安然无恙。刘建勋也是出于好意。张钦礼回到兰考,在省革委会、省农协都挂有官职,还有开封地委书记兼兰考县委第一书记等职。张钦礼对所有新封的官衔都很淡然,他只坐镇兰考。张钦礼说,苍天有眼,让他这一次能安安静静集中六年时间领导群众和三害斗争。刘建勋有一段话评价他们,'你们这帮人啊,疯啦!不要命啦!从工地被捕进了监狱,从监狱出来又去了工地;除夕干到半夜,初一天不亮又去了工地。'刘建勋说的这帮人就是当年饿着肚子跟着焦裕禄苦战三害的干部、群众,之后又跟着张钦礼几进几出监狱之门而不改初衷,继续拼命除三害的这一帮人。张钦礼这帮人在监狱时,都砸上脚镣、带着手铐。放风时固阳公社社长吴思敬还悄声对张钦礼说:'我睡不着觉,琢磨出'九孔闸工程上、中、下的施工方案'。'张钦礼哽咽着:'我的好兄弟,咱俩在这种地方还能想到一块。'这帮人中的一些干部、群众,只要从监狱中、各种批斗学习班中出来,就直奔九孔闸工地。因为九孔闸工程是引黄淤灌的关键工程之一。张钦礼这一帮人六年中干出的结果是:引黄淤灌出26万亩沙荒盐碱地为良田;种植了56万亩农桐间作地(区);建立了60个县、社工厂,填补了兰考历史上没有工业的空白。仅县办的16个工厂,年产值4000多万元,税利760多万元,粮食产量由1962年的6000万斤增加到三亿两千多万斤,人均800斤,家家有余粮,是解放后历史上的黄金时代。兰考也由老缺粮县,到1976年,已上缴给国家3000万斤粮,100万斤皮棉,80万斤油料。就连当年来兰考视察工作的 商业部部长姚依林,看到兰考在文革的混乱中,打出一片新天地,兴奋不已。不知在什么场合,不经意地对张钦礼说,大庆缺少副食,黑龙江省过年也只能给他们500头生猪。张钦礼立即派当时的副书记杨捍东和四杆旗的支部书记给大庆送去1000头生猪、60吨粉丝、120吨酒。张钦礼说,不能让铁人的大庆工人缺肉菜。”

     

      那么今天的兰考怎样呢?京城有家全国发行量最大的报纸载文披露,当今了解兰考的人,很多人心里有个“兰考之问”:为什么守着焦裕禄精神这笔财富,50年了经济仍比较落后,10万人没脱贫?为什么兰考集体上访、越级上访还那么多,社会矛盾大事小事不断?

     

      上述历史真相告诉我们,兰考也曾有过黄金时代;上述历史真相也可以说明,任何地方任何时候,只要有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领导班子,就可以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开创新局面。今天的兰考为什么就做不到?河南省委书记郭庚茂的话很直白:说白了我们变了,变成“官”了。

     

      有位朋友认为,解答“兰考之问”的根本办法,是树立正确的用人导向:把那些背离焦裕禄精神的人拿下,让愿意弘扬焦裕禄精神的人上来。对于兰考如此,对于全国亦复如此。

     

      笔者以为,这或许就是兰考历史真相给我们的最大的启示。